1975年3月19日，原徐州“剿总”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获得特赦，然后就当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专员、文史专员学习组组长、文史军事组副组长配股票配资网，并写了《戴笠其人》、《口述自传》、《新生之路》等回忆录。
当年写书稿酬极高，沈醉还记得他1962年3月刚当文史专员时的收入：“一个人一月有一百元工资，还有不少稿费，多时一月可得三四百元，少则一二百元。我写的稿，稿酬都比较高，一千字字常常是六七元，少也有四五元。我一天要认真写，可以写上七八千字。”
沈醉写一天稿子，收入就能抵普通干部、工人一个月的收入，后来结集出版，稿酬更是惊人，所以1980年的沈醉就“早已全部电器化和有不少存款了”，他为此还颇为得意地自嘲又成了“有产阶级”。
文强和沈醉都是大宅门出来的，也都曾经不拿钱当回事，但是有时候钱太多了，也会让他们心惊肉跳，比如文强在去徐州当那个劳什子副参谋长之前，就曾专门去上海看望了沈醉的姐夫、军统“教师爷”余乐醒，余乐醒告诉了他一个关于三千两黄金的秘密，知道这个秘密后，文强感觉天都要塌了：看来我此去凶多吉少，真要应了程颂公那句语言，要在淮海战场当俘虏了！
文强和余乐醒的关系为什么那么“铁”，还得从他们参加南昌起义时说起：南昌起义时，文强是贺龙领导的二十军第三师党委成员、少校连长，余乐醒是七十三团党总支书记，该团七连连长姓林，跟文强在黄埔四期住过同一间宿舍。
后来因为不同原因，文强和余乐醒都离开组织，参加了戴笠的“复兴社特务处”，在上海还曾共事过相当长一段时间。
我们细看相关史料，就会发现文强跟余乐醒、吴景中（就是《潜伏》中的吴敬中）都有很深的交情，文强在抗战胜利后重建的军统在东北的特务机构，去湖南之前，都交给了吴景中（吴景中担任保密局天津站站长之前，是军统东北区区长兼北满站站长）。
文强在戴笠死后离开军统去投奔世叔程潜（文强之父文振之与孙中山、黄兴、蔡锷、程潜在同盟会期间就有交情），文强在《新生之路》中回忆：“一九四八年夏，程颂云（程潜字颂云，所以人们尊称其为程颂公）自南京回湖南，就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，我受颂公之邀，在‘绥署’中将参谋长刘嘉树之下，担任第一处处长，对我来说，也不过是五日京兆，干一天算一天罢了。（本文黑体字，均出自文强《新生之路》）”
黄埔一期的刘嘉树没有参加程潜、陈明仁领导的湖南和平起义，而是被老蒋任命为第十七兵团司令官，并于1950年2月6日在广西被俘，1972年病逝于战犯管理所。
运气不好的人总是在关键时刻做错选择，刘嘉树和文强都没参加长沙起义，结果都进了战犯管理所。
刘嘉树为何没留在湖南暂且不去管他，文强离开湖南，则是被杜聿明“请”去的：“九月中旬，我接到杜光亭自徐州寄来一封长信，说‘校长’已任他为徐州‘剿总’副总司令，刘经扶（刘峙字）是有名的忠厚人，却又无能，一定会放手让他干，可以当半边家，所设前进指挥部，由杜兼主任，舒适存任参谋长，由我任副参谋长。望我兼程赴徐，不要推辞。”
文强可能是已经发现程潜有起义之意，所以在长沙待得不太安心，这也跟他早年的经历有关。
杜聿明在东北当保安司令长官期间，文强兼任保安司令部督察处中将处长，两人的关系不错，而且杜聿明告诉文强，自己在徐州有十六个整编军，可谓兵强马壮，不会像在东北那样被打得狼狈而逃。
文强当时对蒋家王朝还有一些幻想，尽管程潜提醒他去徐州会当俘虏，但文强还是想去正规战场去试试水。所以他对程潜和陈明仁的劝告左耳听右耳冒，没有太当回事儿。
文强离开长沙先去武汉，在那里见到了幼年的朋友陈明仁，陈明仁劝文强不要蹚浑水，并暗示文强留在程潜身边，将来还有“上岸”的机会：“我们都在划破船，不划又无路可走。我投考黄埔第一期，是程颂公保送的，他要干什么是不会忘掉我的。”
陈明仁的暗示，文强可能听懂了，也可能没听懂，他离开武汉又去上海见了沈醉的姐夫余乐醒，想听听这位“双料战友”的想法：“我从武汉坐飞机到了上海，住在自己安排的寓所里，此行也是想找几个老朋友探探政治‘行情’，我首先去要看的是余乐醒。此人在政治上变化很大，他是沈醉的姐夫，有些军统局后辈称他是‘祖师爷’。他误入歧途，并不是顽固不化。抗战胜利后，他在上海家中掩护民主同盟的一部与延安通报的电台，发表反对内战的言论，被捕入过狱。”
余乐醒一见文强，就痛心疾首地告诉他：“国民党不垮台是无天理！”
余乐醒作为“老军统”，对很多事情都了解得比文强多，他明确告诉文强：蒋家王朝已经从头烂到脚，没救了，小蒋救不了，你更是白搭，连你最尊敬的戴笠、关系很好的汤恩伯，也早就五子登科不干正事儿了：“日本宣布投降已经两年多了，仍在继续接收，抢印把子、抢金子、抢车子、抢房子、抢女子。汤恩伯接管上海，与戴笠狼狈为奸，瓜分了三十万两黄金。”
据文强在《口述自传》中回忆，他跟戴笠在上海那可是“过命的交情”，文强从日谍少将那里设计弄到的钞票，自己一分不留都交给了戴笠：“国家正困难的时候，南京的钱还没有来，我们这里马上就要开销，我一个都不要。我是为要你这 个钱来的吗，我文强不是那种人。”
文强知道余乐醒、沈醉和戴笠的关系，一听自己的“雨农兄（戴笠称文强为念观兄，文强称戴笠为雨农兄，关系极为密切，文强晋升中将，戴笠帮了大忙）”也如此贪婪，文强难免有些信念崩塌——他在蒋家王朝尊敬的人不多，戴笠就是其中之一：“与我相处十二年，他对我是特殊的对待，我感到他对我是一贯的信任，一贯有礼貌。我没有向他求过官，却将我的官阶升得比他自己还高还大。”
戴笠是正授少将挂中将职务军衔，文强则是正授中将，文强是黄埔四期，戴笠是黄埔六期，戴笠又足足比文强大了十岁，两人互相称兄， 也都很尊敬对方，文强一听连戴笠也大捞特捞，心都凉了——估计文强早年是被戴笠的表演欺骗了，认为戴笠为老蒋卖命而不谋私利，现在连戴笠都下了水，老蒋那条破船岂能不沉？
三十万两黄金！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用的是十六两秤，一两三十多克，三十万两就是一千万克！
汤恩伯是封疆大吏，戴笠相当于陆炳刘瑾，连他们都在挖老蒋的墙角，自己这个中将副参谋长，还折腾个啥？
当年文强跟着戴笠在上海与日伪生死谍战，脑袋就是别在裤腰带上的，抗战胜利没两年，大家就如此堕落，文强大有信念崩塌之感，我们看沈醉回忆录，则会有哭笑不得之感：即使是抗战期间，戴笠也是花天酒地，只不过是战斗在情报前线的文强不知道而已。
特赦之后，文强写的《戴笠其人》和沈醉写的《我所知道的戴笠》结集成《戴笠其人》，两人同为文史专员，文强为文史专员办公室学习组组长，沈醉为副组长，两人的回忆录一对照，文强肯定也是百感交集：连老蒋的“忠犬”戴笠都五子登科了，一千万克黄金说分就分，我居然还想着替老蒋在淮海卖命，岂不是太傻了？
文强要是听了余乐醒的劝告，称病不去徐州，那么程潜和陈明仁起义的时候肯定会带上他，如果文强也参加了起义，在1955年应该授予怎样的军衔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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